從2016年開始，西方民主國家的極右派抬頭、民粹主義盛行，背後都源自於各個國家的貧富差異愈來愈大，人與人之間的收入愈來愈不平等。
巴黎經濟學院教授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新書《世界不平等報告2018》，透過全球上層菁英資料的開放資料庫──世界高所得資料庫（WTID），分析各國數十年來在所得不均與財富不均方面的演變，並提出政策建議。
隨著科技演進與全球化發展，所得與財富不均升高的現象，大致發生在分配曲線的上層。不均會升高，是因為最頂層群體和其他群體相比，享有非常高的成長率。
科技演變會提高技術性勞工的相對生產力，從而提高其相對薪資，非技術性勞工相較下就非如此。
受教育的機會不均等，對最近幾十年來分配底層的所得停滯不前，可能有著某種影響。
然而，政策和制度背景的變遷，更適於解釋世界各國多樣的上層所得不均路徑。尤其是最近的研究顯示，過去幾十年來，租稅累進程度的變化對於上層所得激增具有重大影響。累進稅率透過最高邊際稅率有助減低分配頂層的稅後所得不均，但很多人都忽略，它也有減輕稅前所得不均的功能。
如果最富裕群體沒有為福利制度的財源投入公平的貢獻，這些負擔就會落到中層所得的群體身上，讓他們的國民所得佔比往下掉落。
不過，累進所得與財富稅制雖能遏制富人所得成長的速度，但卻仍不足以對抗下層所得群體所面臨的收入成長緩慢問題。
更平等接受教育，及從事待遇優厚工作的機會，則是改善下層所得群體收入不均的關鍵。
在針對美國的一項研究中發現，父母屬於下層10%所得群體的100個小孩中，只有30位上大學，父母屬於上層10%所得者的小孩中，上大學的人數達90位。
所謂機會平等、擇人唯才之類的官方說法，和現實上接受教育的機會不平等之間，有著驚人落差。這也顯示，要追求教育機會均等，必須設定透明且能夠驗證的目標，並同時改革助學與入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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