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答案,在你不熟悉的世界裡。

  

 

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說過去,貧窮的中國是個問題,大家會對共產主義中國感到害怕。現在,富起來的中國同樣也讓人心生畏懼,因為他們可能想要擴大影響力。當你有影響力的時候,你就能以不同方式進行殖民,而不必真的去佔領一個國家。

  

 

馬雲說,錢花在教育上,才是長久的富國之道。 執政者是否有遠見,攸關國家未來競爭力。 偷去美國人工作的不是中國人和墨西哥人,而是美國執政者政策的問題。 美國在自己發動的13場戰爭中,花了14.2兆美元,如果把這個錢拿來做基礎建設、辦教育、開發中西部的產業,美國人怎麼會沒有就業的機會?

 

一個台灣人在中國大陸的三線城市昆明舉辦一場企業的年會,與會者共有8千多人,8千多人是一個師的兵力了,而且要很大的會場才能容納這麼多人,何況還有吃跟住的問題呢! 原來,昆明五星級的旅館比比皆是,容納上萬人的會場有10來個,很令人吃驚。

 

為什麼不在台灣辦呢? 8千多人的吃住和服務,可以帶來很多商機呀! 因為,跟自己的政府接洽時,政府的反應冷淡,加上台灣沒有這麼大的場地和周邊設施,所以只好作罷。

 

想想我們的大巨蛋到現在還沒完工,這種效率和眼光,怎麼去和世界去競爭? 柯P自嗨,卻毀了台灣及台北的競爭力,台灣的年輕人不知在爽什麼東西,看來台灣人的智慧,正在毀滅台灣自己的前途。

 

  

白狼張安樂的中華統一促進黨,主要是由幫派、台商、宮廟界為主。成員藍綠紅黑都有,尤其以痛恨台獨又對國民黨徹底失望,深藍轉紅的人居多,甚至傳出有些國、民兩黨政治人物為和中國交好,成為「隱形」黨員。

 

統促黨與其說是政黨,不如說是一個概念,這個無架構組織,內部成員彼此認識,但平時各做各的,主要透過宮廟系統做全台串聯。統促黨穿針引線的有宮廟、村里長、大學生、青年創業,也會帶農會和產銷班的基層員工做農業交流。

 

  

千禧世代漸漸主導職場,千禧主管分享帶領千禧團隊的「三高原則」:高頻度交流溝通、高技巧解讀語言、高情商耐心導引。同時不忘標配「兩大出擊」:交談時旁敲側擊,確認訊息涵義;作業時實力出擊,讓部屬有學習。

 

千禧世代是最重視「意義」的世代,他們關注於公平和正義,致力於讓世界更美好。有別於傳統世代,他們一旦相信,就快速採取行動,期望發揮影響力改變社會。他們會檢視企業是否呼應個人價值信念,檢討是否站在同一陣線。

 

專精企業組織文化研究與諮詢的機構Great Place To Work,近來釐定六大評估基準,包括價值、創新、財務成長、領導績效、人力資本極大化(意指包容多元化人才),和信任等。

 

該機構並提出為千禧員工打造工作好地方的五大建議:

 

一、聚焦千禧領導階層;

二、釐定意義原型,凝聚共識;

三、誠心誠意,領導企業;

四、強化雇主品牌與聲譽;

五、提供良好的工作地方,包容所有人才。

 

  

台灣企業普遍沒有在執行長下設置「企業發展辦公室」(Corporate Development Practice),統籌併購、合資、企業創投,以及對創投基金投資等中長期戰略發展工作。

 

這個平均4人的團隊,對企業來說,它至少可以帶來以下重大價值:

 

一、可主動發掘併購、合資、新創投資等重要戰略案源,無須依賴投資銀行、會計師、律師等外部人的介紹。

 

二、專職人員可以從錯誤中積累經驗,若由財務部或是各事業部門兼著去做,往往不僅因為與年度績效無關,難有動力投入這些重要工作,人員流動也會造成經驗流失。

 

三、擁有豐富實戰經驗的併購銀行家、創投家,即便願意離開本行加入產業,也很少願意屈就事業部門之下,甚至不想回報給成本導向的財務長。有了企業發展辦公室這個設計,吸引投資高手加入,也會容易許多。

 

四、戰略發展下放至事業部門的缺點,就是容易陷入框內思考,不想革自己的命,最終反而錯過時機,遭到外在創新者顛覆。因此,把企業發展拉上執行長層級,可以跳脫既有事業DNA的束縛,用最適合時空環境的方式去運作資本,才能增加抓住下一波成長的機會。

 

  

我們的社會,已經到了一個誰擁有什麼資產都沒辦法清楚定義的狀態而「財富」不平等,又比「所得」不平等更關鍵「財富」與「所得」不一樣。所得看的是我們領薪水的收入流量,而財富是像房地產的資產存量。

 

比起所得分配,財富分配的資料更不透明、卻更重要,因為富人的所得大部份其實是來自於財富財富會透過股利、利息、租金,還有企業盈餘等方式去貢獻給所得。因此財富如果不均,會導致所得也會不均

 

台灣在2012年平均財富是所得的10倍,遠高於美國的4倍、日本的6.2倍、中國的6.7倍,台灣財富分配的情形,恐怕比其他國家,對所得分配影響更大。因為錢滾錢的速度很快,但大多數國家沒有財富稅,能像所得稅做重分配。而且,多數國家都有不動產資料庫,但是卻沒有金融資產的資料庫。

 

富人富到了什麼程度,會開始有能力影響我們的社會、甚至民主制度?富人有能力開始影響制度時,他們就會開始減稅,累進稅率就會衰退。然後貧富差距就會進一步擴大。這就是所謂的富豪政治陷阱」。

 

透過降稅來吸引投資和經濟成長太過天真,因為機械和工人不會移動到低稅率的國家,只有帳戶上的利潤會。

 

台灣雖有綜合所得稅的資料,但會排除掉許多資本報酬,例如利息、股利所得及證券交易所得等。同時也沒有房屋稅、地價稅的資料,因此在推算財富分配上,沒有完整的資料可用。因此,台灣實際不平等的狀況,可能比現有數據更加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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