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文的異想世界

拉近貧富差距，不能只靠財富重分配，我們需要「創業型國家」。

政府應該承擔風險，去創造新科技、新市場、新產業、新財富。   政府的角色對創業很重要：哪些法規有利於打造創業環境（例如「債務重整法」允許失敗者東山再起），這是制度學派的路線；把研發認定為一種外部性（意即效益在市場之外），因此政府獎勵研發是為了糾正市場失靈，這是新古典學派的主張。

凱因斯說，景氣壞時，需求無法靠市場去創造，必須靠政府。   近期在歐美非常紅的左派經濟學家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更提出，即使景氣好，市場也無法創造未來，或就算創造出來，也不是雨露均霑的那種。        繁榮要永續而且普惠，是需要政府未雨綢繆的。

大家都說想要複製矽谷經驗，但是又不知從何著手，馬祖卡托明白指出，矽谷難以複製，主要是因為矽谷的崛起有美國軍方的大筆資金挹注，換句話說，就是政府在後面推動的創新。        例如蘋果不只在股票上市前拿過政府貸款，它用來打造iPhone的關鍵技術，從GPS、觸控螢幕到聲控機器人，幾乎每一項背後都有政府投資，而且都是在研發剛起步，風險最高的階段。

台灣科學園區與台積電的崛起又何嘗不是！？

科技突破一定會有一個不確定性最高的萌芽期，民間不可能有興趣，只能由政府帶頭推動。      科技突破是一種集體事業，政府不該放任不管。        企業也不該把最大風險丟給社會之後，利潤自己爽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