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文的異想世界

歐美的「修課型碩士」更符合業界與學生所需。          修課型碩士的特色與優勢可歸納如下：

一，修讀期間較短，通常只需一至二年即可順利畢業，不會因為論文的不確定性而延長；

二，課程設計有彈性，隨著產業趨勢調整課程，符合業界與學生所需；

三，實務課程搭配職場實習，學生可獲實務經驗，提升就業力。

19世紀英國哲學家約翰．史都華．密爾（John Stuart Mill）說，「不能傷害他人」是個人自由最低的限制。   這與台灣人常說的「以不妨礙他人的自由為自由」有異曲同工之妙。

自由的價值是成就一個人的「個體性」，說得白話一點，自由的目的是為了找到自己、做自己。

最近幾年台大的學生不只一次在做為學生幹部候選人時，所提出的政見令人瞠目結舌地嚴重違反了平權的基本要求，他們不是濫用了自由，就是汙衊了自由。

聰明的人如果沒品德，只會更嚴重地危害社會。          這就是近年來許多人對於台大人所累積出的印象。          當年傅斯年校長期許台大人的胸襟和格局是關懷宇宙和全人類，而不只是個人的成功或利益。          但是今天的台大人，與這個期待有著不小的落差。

台科大校長顏家鈺說，台灣當前最重要的課題是，必須改變社會大眾看待技職教育體系的觀念。

過去，五專學生畢業進入職場，在工廠擔任組長、領班，一路升任副廠長、廠長，也有人中途轉入研發，大家不會覺得他的職涯發展因此受限，因為五專的課程並不侷限於單純的技術層面。

如今，絕大多數的高職只著重技術，幾乎忽略了學生的思考能力與基礎學科的養成，甚至將國文、英文、數學等課程時數減半。

接著，由於教育環境與社會期望的變遷，幾乎多達90%以上的高職生選擇升學，然而科大愈來愈不重視設備更新，一是經費窘迫，二是校方認為，學生已在高職完成技術訓練，到了科大只要補足技術背後的理論即可。          但當這群學生從科大畢業時，技術早已經歸零，變成四不像。

人物是歷史的靈魂，是他們創造了歷史。   但是近年來學校教的近代史不但內容少，裡面的人物更少，除了名字，沒有介紹他們的生平，還有更多應該知道的名字連提都沒提，很是可惜。

清代思想家龔自珍說：要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   沒有了史，就沒有了民族認同，不知道自己是誰時，自然不會為這個國家而戰了。   所以所有的國家都非常重視自己的歷史，唯有我們台灣，歷史被視為冷門科目，課本也被刪到薄得不能再薄。   我們也許以自己是中國人而自豪，卻不知道要自豪些什麼，因為歷史課本講的多是朝代的更替，沒有一個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來做我們的典範。

對一個成長在二十世紀的青少年來說，他們知道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但為什麼他成了王而別人淪為寇？   他跟別人的差別在哪裡？   也就是說，我們讀歷史是要能向歷史借鏡，但是我們讀到的多半是死的典章制度，或許這是台灣的歷史課引不起學生興趣的原因。

張作錦先生寫了《今文觀止》這本書，把清末民初這些重要人物彙集在一起，傳述下他們高貴的人格與情操，讓我們能夠知道他們的貢獻與犧牲。   張作錦先生為了「不容青史盡成灰」，廢寢忘食的收集散失已久的資料並親去探訪這些名人的故居和紀念館，經歷多年辛苦才寫成這本書。   在抄襲氾濫的現在，這種做學問的態度值得我們敬佩與效法。

目前，台灣全年整體研發經費約占國內生產毛額比重的3.6％（2020年），早已超美趕日，國際排名僅次於以色列和韓國。   然而，龐大的研發經費投入，是否產生預期的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效應？

總要素生產力（ＴＦＰ）是衡量創新對經濟貢獻的最佳指標。   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顯示近十年ＩＣＴ產業的ＴＦＰ年增率為2％，而製造業的ＴＦＰ更僅為0.3％，成長相當緩滯，遠遠抵不上增長的研發經費投入。   國家實驗研究院的科技創新指標評估亦顯示，台灣近年來的技術貿易額收支比一直在8個評比國家中墊底。   這意味著我們的科技、研發及創新薄弱，而對經濟產值的貢獻也相對不足。

2009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元研究結果顯示，採用好奇驅動科研補助方式（3〜5頁構想書）產出的論文被引用指標，比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以傳統方式（30〜50頁詳細計畫書）資助的科研高出數倍。   真實世界中，特斯拉電動車近三年的科研支出，雖僅為通用汽車和福特汽車總和的13％。   然而，特斯拉市值卻是兩個競爭對手的5倍以上。   科研經費應投資在創新者的想法，而非在特定項目的完成。       好奇驅動科研賦與政策執行者和科學家對科研停損點設定、風險承擔和另闢蹊徑，最終達成創新目標的概念。

近30年來，台灣科研經費主導機構仍抱持著一貫以過程為導向、規避風險的保守心態，往往只是將寶貴的研發資源刻意分贓、重新分配，導向有特殊關係的學閥、學霸了事。   以生技研發為例，2000年有人類基因體研究經費的大筆投入，新冠肺炎前有浩鼎新藥的龐大研發財源募集，到新冠肺炎後的高瑞疫苗國家資助，卻皆未有亮眼驚艷的生技產業創新研發成果產出。

世界各國均希望藉由高等教育達到教育機會均等與社會公平的理想，但國外對於高等教育與教育流動的相關文獻中，多認為高等教育入學率的增加並不會造成社會公平的階級流動，反而會加速社會的不平等，尤其是對於弱勢族群、女性等兩大族群更為明顯。

以色列教育學者於1993年針對愛爾蘭做的相關研究提出「最大化維持不平等理論」，認為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變化及教育財政政策的實施，家庭背景對於教育機會影響雖減弱，但階級間的屏障並沒消失；其次是唯有上層階級對教育需求被滿足，不同階級間的入學差異才會減少，如果上層需求沒有被滿足，社會階級障礙會一直存在。   也就是雖然高等教育入學比率增加，但是中下階層與工人階層會接受較為次等的教育。

我們都希望教育可以打破社會的不平等，但社會不平等以及學生進入哪些大學以及系所，其實還是受到家庭中各類資本的影響。   雖然教育擴張可以在數字上看似打破了階級的不平等，但更應該追求的是質的平等。

因此，給學生一個良好而穩定的求學環境是必要的，學校應該多設立助學金，以貼補經濟弱勢的學生，並落實評量機制，如此才有可能讓學生在高等教育中受益。

台灣猛力在推展雙語教育，但是別忘了雙語之中也有中文，除了在地人才要國際化，國際人才也應該嘗試在地化。        很多企業主管表示，大學培訓出來的外籍學生專業能力沒問題，但中文溝通與表達太差，希望學校能強化他們的中文能力。

高教雙語教育要成功，除了需要時間醞釀，要做好基礎工程，應特別留意幾個關鍵，例如老師、學生、課程、環境等，其中又以足夠合格的雙語授課老師至為關鍵。

要培育校內教師擁有全英語授課能力，應有充足的誘因和支持。       例如引進國際高等教育專業認證（HEA Fellowship），讓教師在受訓後能取得認證，幫助他們在發展專業與教學上更有競爭力。

培育師資之餘，教學機構也應該有策略地設計課程，考量合適課程轉變為英語教學，而非要求所有課程都以全英語教學。    如基礎通識課程適合以全英語授課，讓選修的大一、大二學生能嘗試用英文討論跨領域議題與知識；涉及複雜概念，需要花時間釐清知識內涵的高度專業課程，則適合以整合中英文的方法教學。

展望未來10年，哪些議題左右台灣至鉅，又需要那些最關鍵的人才投入？     無獨有偶，企業與個人都看到3大領域：能源、全球伙伴關係與健康醫療。

這也預告了未來人才必須能以「世界公民」的胸懷和「永續發展」的視野，共同參與解題的任務。

然而，企業端認為台灣人才最有待加強的能力為何？   「國際觀」位居第一，約62%，比例遠超過排序第二的「獨立思考」（39.6%），與第三位的「問題解決能力」（37%）。

此外，不論企業或個人都認為溝通與協商、解決問題能力是人才最重要的前兩大素質。       如何建立溝通與協商的能力？       這指的不僅是善於口頭溝通，更包括具備同理心、能體察他人需求，以及凡事抱持雙贏思維，創造共好。

拜新冠肺炎造成全球15億學生停課之賜，如今科技創新、數位教學成了全球教育界的頭號任務。   然而，在麻省理工學院（MIT）中正在進行教育科技研究的「教學系統實驗室」（Teaching Systems Lab）主任萊克（Justin Reich）卻潑了一大盆冷水說，「別期待會有什麼重大改變。」

萊克指出，過去20年來，許多教育科技支持者不斷主張，就像科技已經顛覆媒體、零售產業、社交活動，科技也會對教育帶來破壞式創新，但是，我們看到的現實，幾乎完全不是這樣。

教育體系的改變「非常慢」，那些看似免費的線上學習資源，往往只會加深教育的不平等，教育機構最後通常只會投注於那些能夠快速擴展、而非真正創新性的課程。      萊克認為漸進式的改變才是真正成功的革命。

他強調，我們應該應用新科技來改變教育，但不應該期待會發生什麼一夕之間的革命。   新科技確實可用於改變教育，但作用是漸進式的，科技不是萬靈丹，而是一種對症下藥的工具，導入新的數位學習方式必須持續且全面地建立起新模式，才能真正發揮成效。

清華大學在新生入學的招生方式上面一直有很多創新的想法，也間接催生了特色招生、繁星等新穎的招生方式。

不過，從總體的大學新生入學結果來看，與其說清大的這些創新想法改變了考招制度，可能要更精確地講，其實是清華大學為了自己學校能早一步搶到想要的學生，而提出了這麼多花招，這些花招對於全體的應屆考生的升學與考招制度的改進而言，並沒有太多實質的幫助與進步，甚至反而帶給大多數的學生與考招系統更大的壓力而已。

清華大學校長在其最近所發表的文章中提到：如果我們希望提供業界很會解題的人，就好好出題目考他；但若希望他將來做獨角獸，就要用不同的方式選才。      而且國內幾所大學強調要培養領導者，但在選才過程，卻很少考慮領導者該具備的特質，只考量學業能力。

如果我們希望在大學新生的考招上，能看到學生除了在學業表現上有一定的水準，更希望學生能擁有挑戰標準答案的能力、有顛覆傳統的能力、有創新的能力、有定義問題的能力...   那麼我們的重點不該是在考招方式、選才的過程裏下功夫，而是在國中、高中的養成教育裏，逐步培養所有的學生擁有這些能力，這才叫做教育！

遠距教學、線上課程、甚至科技業開設的課程正方興未艾，大學存在的價值在哪裡？   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就是透過人與人之間腦力的連結和互動，產出「創新」思維。   這也是面對數位競爭時，大學最基本的價值所在。

大學的起源，來自人與人的相互共學共創。   時至今日，大學或許許多功能都可以被取代，唯獨提供人與人互動的可能性，仍無法被取代。   這樣的互動具有高度選擇性，擁有相同志趣的人透過彼此間的互動與激盪，提升對自己專精領域的了解，進一步開展未來。

最難的還是先找到問題並問對問題。   台灣學生很會解題，做任何事都尋求標準答案，但走到知識最前沿時，沒有答案可遵循，此時需要的是開創力。   若缺乏「問問題」的能力，勢必欠缺領導力而被後來者超越。   我們需要的是PBL（Problem-Based Learning），問題導向的學習方式。

國外許多大學實驗室卻是從建造端著手，培養學生實際動手做，並非機械工具之操作，而是運用知識進行發想與設計，透過實作過程將理論的概念具體做出來，進而改良創新。

生育率下降再加上疫情影響，造成大學學生不斷減少，財務惡化，順應少子化的趨勢，大學勢必得開發出新的財務模式。      美國開始有大學轉向線上教育，減少教學成本，並且採用訂閱制的收費模式，穩定收入來源。

位於美國中西部愛達荷州首府的博伊西州立大學鎖定開拓已經受過部份大學教育的在職學生。     愛達荷州有將近30萬名擁有副學士學位（associate degree）或是沒有完成學士學位的人，大多都住在偏遠地區。   校園距離問題、求學曠日廢時以及龐大的學費支出，都成為吸引在職學生的挑戰。

博伊西州立大學的線上教育課程提供40種線上學位選項，擁有3500名線上學位學生。   因為線上課程不但可以克服距離，若能採用訂閱制的收費模式，更可以緩解學費負擔與增加修課彈性。

「訂閱制」不同的地方在於收費模式，以往大學的非全職學生修課，是修幾學分、付多少錢。     但是如果換成訂閱制，學生變成每個月支付固定的費率，想要修幾門課就修幾門課，不受到學費的限制。

哈佛大學的校訓只有兩個字，真理。

大學設立的目的是追求真理，不應以結合現實利益為思考前提，這就是為什麼大學校長的產生方式，叫做「遴選」而非「普選」。

「遴選」是由一群熟悉大學使命，並且具有充分經驗的人，來挑選適合的負責人。       因為如果是由大規模選舉選出的領導者，所具備的特質，往往不符合大學追求的價值。

大學校長應該是由一群理解大學長期價值，沒有短期利益關聯的委員組成委員會來遴選，委員人數不超過30人。

社會上普遍認為每個人都有機會向上流動，只要機會均等，才能加上努力，人人都可以往上爬，而且最好的方法就是考上好大學。

然而「正義論」的提出者，著名的哈佛大學哲學系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告訴我們，這早已經是天方夜譚了。

雖然大學教育本質上有其價值，但是，如果以為高等教育是貧富差距的主要解方，那就大錯特錯了。   因為事實上，高等教育正是造成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之一。   只有極小部份的人透過高等教育，完成了階級流動。   分析優良學府的學生組成分子之後就會發現，家庭富裕、家世良好、特權家庭出身的小孩所佔的比例，遠遠超過貧窮家庭出身的小孩。

高等教育其實恰恰好複製了社會上的不平等。   我們誤以為市場機制是公平的，其實市場、或是市場競爭都只是工具，它們有些優點、在某些機能上運作得很好；但市場不等於好的社會、或符合公益的社會。   我們必須去補充市場在道德、公民社會、政治到全球化機制上的不足。

哈佛大學內部調查發現，通識課不但不如主修科目受到重視，學生選課甚至是以「easy A」（簡單拿高分）當標準。       換句話說，給分要甜、作業要涼，這些台灣大學通識課遇到的問題，哈佛都遇到了。   於是哈佛大學在2019年推出了「新通識教育」（The New Gen Ed）。

如果康乃爾與耶魯大學是培養廣博通才，芝加哥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主張古典主義，那哈佛大學就是介於兩者之間。

康乃爾與耶魯大學的通識課採用最常見的「分類選修」（distribution requirement），也就是要求學生從不同領域的學院中，選修一定數目的課程。芝加哥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則是採用核心通識（core curriculum），學校獨立開發一組通識課程，要求全校學生共同選修。

哈佛大學的通識課介於兩者之間，一半的課程是按照通識理念獨立開發的課程，另一半則是經過審核後，可以拿來抵通識學分的學院課程。

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繼暢銷書《正義》之後，睽違8年再推新作《成功的反思》（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桑德爾思索2019年震撼全美的大學入學舞弊事件，菁英政治與擇優制度基於功績與才能，決定誰能上位，也就是唯才是用。   如果，普世認為選拔系統沒有錯，更深層的問題恐怕在於「價值」與「才能」的定義。

「價值」與「才能」的意義在數十年間不斷演化，而大學申請入學從在校成績、課外活動到回饋社會，都與學生的家境有關。

然而，競賽中的贏家，往往忘了自己是受到眷顧、獲得社會資源最多的一群人，甚至變得傲慢。   在反菁英浪潮與民粹主義喧騰的時代，回首價值與成功的定義顯得刻不容緩，培養共好的性格其實比追求成功的才能更重要。

人類的學習是大腦中先有一個內在認知模式，然後把外在世界的訊息輸入，和內在的模式相比較，若有不符，則修改內在模式去符合外在世界。

所以「不符合」，更進一步講，這個認知中的「錯誤」，是促使「學習」最基礎、也最重要的動力。     如果沒有這個錯誤，大腦就沒有學習，換個角度來看，大腦是在做「例外管理」，人類只有在事件違反預期時，才會學習。     學習的目的就是降低未來的不可預測性。

所以我們不應該害怕錯誤，錯誤是學習之母。     美國老羅斯福（T. Roosevelt）總統說：唯一不會犯錯的人，就是從來沒有做任何事的人。     所以我們不應該懲罰錯誤，只需要從錯誤中得到經驗，以避免未來再犯同樣錯誤。

錯誤回饋是最有力的學習方式，最近澳洲的研究發現，學生所接受到的回饋品質將決定他們學習的成效。

台灣的大學要國際化，需要吸引大量的外籍生來台灣就讀，並配合全英語授課。     教師方面可以用減授鐘點、獎勵金、辦理英語授課講習與觀摩等方式提供協助；學生方面可以大量提供免費而且密集的英語課程，並輔以上課錄影作為配套措施；此外須全面建置雙語的行政作業與校園環境。

目前台灣有47所大學，458個科系，提供1214個特殊選才的名額。

哈佛大學沒有人會說「我要做資工」，而是我要用資工來做什麼？     是出於想解決問題、想做一個社會創新平台、想為社會的進步出一份力，進而去學資工、商學、社會學...。

倫敦商學院說，在入學篩選上，我們看重的不是考試分數，而是好奇心、學習力、社交力、與熱情，人格特質和能力才是關鍵所在。

哈佛大學「成就落差計劃」負責人隆納．弗格森和記者塔莎．羅伯森耗時15年，深入訪談200多位高成就人士與家長，探討如何培養世界級領袖。

隆納．弗格森在《教養方程式》書中提到，這些聰明絕頂、志向遠大且實踐夢想的成功典範，他們的父母都曾在不同人生階段，適時扮演8種角色。

成功指的不是財富或職場成就，而是訂定人生目標，且能自主管理，發揮潛力的「充分自我實現」。

這8種角色包括陪伴學習、激發想像力的「早期學習伙伴」，用自己的智慧和價值觀引導前行的「全球定位系統」（GPS），放手讓孩子闖蕩的「飛航工程師」。

疫情來襲，科技的便利性使得校園場域中的現場學習，幾乎全面改以線上、遠距學習為唯一選項。     然而線上課程的發展關鍵，取決於國家地區的網路覆蓋率，一個國家地區的數位資源分布是否得當、輔助學習的政策工具是否充分，都可能影響學習成效。       線上課程的盛行，究竟是縮減城鄉落差、抑或是擴大學習機會的差距？

大學校園的存在，除了知識技術的傳遞，更無法被輕易置換的功能在於透過共享生活場域，學習團體規範；從必須合作完成的計劃或競賽中，體會互敬、互助、共榮、共享的本質，對經營未來生活的意義；也從與來自不同社會經濟背景、不同種族文化同僚的互動中，領略世界之大、之廣，人間百物、各有其職的深義。

因此，即使輔助學習的科技完整到位，線上世界的體驗恐怕無法有效彌補上述功能以及培養關鍵軟實力，包括領導力、同理心，這都是在實體校園生活中養成、孕育的必要元素。

大學是文化和人的組成。「山不在高、有仙則靈」，大學校園因為許多經典人物的風行草偃，才足以傳承各校自以爲傲的畢業生特質，在社會建設中支撐出豐富而多元的樣貌。也因為一代一代的成員在教室、宿舍、球場、社團辦公室交叉過的汗水、淚光，連結了世代的情感，成為終生的記憶，也編織出一張綿密、強韌、永遠可以依靠的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