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文的異想世界

目前，台灣全年整體研發經費約占國內生產毛額比重的3.6％（2020年），早已超美趕日，國際排名僅次於以色列和韓國。   然而，龐大的研發經費投入，是否產生預期的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效應？

總要素生產力（ＴＦＰ）是衡量創新對經濟貢獻的最佳指標。   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顯示近十年ＩＣＴ產業的ＴＦＰ年增率為2％，而製造業的ＴＦＰ更僅為0.3％，成長相當緩滯，遠遠抵不上增長的研發經費投入。   國家實驗研究院的科技創新指標評估亦顯示，台灣近年來的技術貿易額收支比一直在8個評比國家中墊底。   這意味著我們的科技、研發及創新薄弱，而對經濟產值的貢獻也相對不足。

2009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元研究結果顯示，採用好奇驅動科研補助方式（3〜5頁構想書）產出的論文被引用指標，比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以傳統方式（30〜50頁詳細計畫書）資助的科研高出數倍。   真實世界中，特斯拉電動車近三年的科研支出，雖僅為通用汽車和福特汽車總和的13％。   然而，特斯拉市值卻是兩個競爭對手的5倍以上。   科研經費應投資在創新者的想法，而非在特定項目的完成。       好奇驅動科研賦與政策執行者和科學家對科研停損點設定、風險承擔和另闢蹊徑，最終達成創新目標的概念。

近30年來，台灣科研經費主導機構仍抱持著一貫以過程為導向、規避風險的保守心態，往往只是將寶貴的研發資源刻意分贓、重新分配，導向有特殊關係的學閥、學霸了事。   以生技研發為例，2000年有人類基因體研究經費的大筆投入，新冠肺炎前有浩鼎新藥的龐大研發財源募集，到新冠肺炎後的高瑞疫苗國家資助，卻皆未有亮眼驚艷的生技產業創新研發成果產出。

最近，美國國會針對《晶片和科學法案》中的2000億美元研發經費預算進行審查，要求聯邦政府將其中一部分用於好奇驅動研究。   我們欲藉由研發創新，突出經濟發展，提升產業效能，應重新思索科研補助制度的改革，可借以為鏡。

                                                  摘自聯合報／鄭博仁／林口長庚醫院婦產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