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文的異想世界

英文「history」的語源，來自希臘文「historein」，意即「發問」。   西方歷史之父希羅多德將其作品取名「發問」，此字才轉借為歷史之義。   國字「史」的象形則是「手」結合「中」，「手」代表拿筆，「中」是仲裁，意即史官就是拿筆的仲裁者。  既然是仲裁，就必須看過所有證據，推想各種可能，問過一堆問題。  所以，歷史的原始意義，是一門探問推理之學。

對一般人來說，歷史只是考前必須背的一串年代、人名、事件，這些都是客觀的事實。  如果只有客觀事實的記載，這並不叫做「歷史」，僅能說是「年表」。  歷史必須有分析、有解釋、有提問與探討，但是我們的歷史教育從來就不重視這些。

如果歷史課不提問與探討，學生就失去了培養分析能力的機會，變成填鴨教育與背誦教育。  不鼓勵問問題，就不會有主題探索式的作業。  歷史課還能培養脈絡思考的能力，同一歷史事件放進不同脈絡來思考，會產生不同的意義。

就以最近很夯的二戰70週年新聞議題，南京大屠殺來說，不管死了10萬人還是30萬人，光看歐美人士證詞，就知日軍暴行的確令人髮指。  若放在日本歷史來看，也可以看出日本史上雖然戰事頻仍，卻無類似暴行，可見日本並不把中國人當人看，更欠我們一個道歉。

台灣高教的問題，不在台大的國際排名下滑，

而是「去公共化」和「反重分配」。

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日前公布2015年全球聲譽最佳大學排行，前10名全由美英兩國的大學包辦，亞洲以名列第12的東京大學排名最前，去年排名51到60區間的台灣大學，今年則跌到61到70名。

投資了高額學費取得的大學文憑，學生和社會得到什麼？

大規模的高等教育於十九世紀在美國開始，現在已經擴散到除了南撒哈拉地區以外的全世界。全球大學學齡人口入學比例，在二十年間從14％成長到了32％。對文憑的渴望是可以理解的，這些年，文憑是得到體面工作，並進入中產階級的必要入場券。

有兩種方式來滿足這麼龐大的需求。一種是歐陸模式，由國家提供並資助高等教育，大多數的教育機構有平等的資源和地位。另一種則是市場導向的美國模式，混合了公私立學校，有頂尖名校和野雞學校的差別。某些方面來說，這樣很不錯。好大學的研究使得這個世界更為安全、富裕，也創造了更多有趣的東西。但是成本也在增加，OECD國家耗費1.6％的GDP在高等教育，2000年則是1.3％。

如果美國有從高等教育中得到報酬的話，那還好說。但站在教育角度上，美國畢業生在國際數理和文學排名上成績慘澹，而且還在下滑；教育費用則在二十年間幾乎成長了一倍。學生貸款，幾乎達到1.2兆美元（約37.8兆台幣），超越了信用卡債和車貸。這不代表去大學是一個不好的投資，學士學位在美國仍受用。但是一項最近的研究發現，雇主選擇名校畢業生並非因為他們的能力，而是因為他們符合大學複雜的篩選機制。

台灣家長最熱衷的，就是如何讓孩子變聰明。 然而史丹佛大學的「天才基因研究」顯示， 智商高，未必會成材。 智商只是成功的一個條件，但不是充分必要條件，智商高並沒有因此就高人一等。 不知為何，中國人卻很迷信聰明，甚至希望把假聰明訓練成看起來像聰明。

其實聰明人若不懂韜光養晦，反有殺身之禍。   三國時的楊脩極聰明，「黃絹幼婦外孫齏臼」， 他一看便知是「絕妙好辭」；曹操也不笨，卻「乃覺三十里」，但楊脩最後死於曹操之手。  智商高又如何？   聰明反被聰明誤...

1921年，史丹佛大學的特曼（Lewis Terman）想知道：一個人若聰明，又有最好的環境， 他的天賦可發展到什麼程度？   他篩選 1528 個 3歲~28歲、智商在 140 以上的人，提供最好的學習條件，追蹤他們的一生，這就是著名的「天才基因研究」。   整體來說，這些聰明人的表現都不錯，但是並沒有人拿到諾貝爾獎；而在最好的條件下，仍有許多人不成材。

最著名的是一位6歲就會讀《莎士比亞》的小女孩，她 IQ 195 分，特曼驚為天人，把她全家從奧克蘭搬到史丹佛大學附近，方便特曼自己能夠全心培養這個小女孩。她16歲哈佛大學畢業後去法國留學，特曼支付所有的費用，但這孩子在歐洲混了10年，一事無成，最後回到加州， 靠著把特曼最初買給她住的房子，分租給史丹佛的學生度日。她過世時，死亡證明書上寫的是「女房東」。

最近剛考完會考
害凱文又手癢, 想要針對教育發表謬論
還請大家多包涵了

「基測」不好，需要改進
但如果是改為「會考」，那真是令人失望！
「會考」會弄成這樣天怒人怨也是命中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