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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全球各地，如今華人在世界市場似乎不太吃香，美國大的科技公司可能都是印度人當老闆，華人就是替他打工。為什麼？ 因為人家能定義問題，我們只能解決問題。要定義未來、發明未來，因為未來總是會來的，如果我們不定義未來的話，一定有別人會定義未來。
我們的教育方式習慣教人解決問題，但這些問題都是現成的，都是有答案的問題，習慣於這樣一種學習方式的結果，是學生平常不太發問。 台灣的年輕人因為花很少的時間定義值得解決的問題，結果就變成是隨波逐流，大多數的時間所想、所努力都是在解決別人的問題，講得不好聽，就是做代工、做僕人。 做僕人當然風險比較低，賺工資就好了，但是對於整個社會往前推進卻沒有太大助益。
當一個人進了大學，應該是為自己找一個最有興趣、最有價值的問題，然後自己解決這個問題。 所謂最值得解決的「問題」可能一個或二個，絕不會是很多個，因為一個人的生命有限，所以問題的定義和架構就要非常深刻，也就是說「用最深刻的方法來定義、解決一個問題」，這才是最美滿的人生。
從定義問題開始，思考如何有效運用時間，竭盡一生的時間去解決自己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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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投為什麼很難？如果你總在評估市場、技術，或商業模式，那就極有可能被自己的直覺混淆。投資前，超級違反常理的核心關鍵到底是什麼？
在評估投資機會時，不該花過多氣力研究下檔風險，而該把大多心思放在上檔的想像。 要評估一個案子有多少未來獲利潛力，技術、產品、商業模式、市場、競爭對手強弱，都不是關鍵。
實務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創辦人這個因子相對不變。他的決心、學習成長的速度與執行力，幾乎就決定了一家新創能走多遠、飛多高。因此，評估個案時，絕大多數力氣要用在定性創辦人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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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部辨識是一項尚未成熟，但對公民權益有重大影響的技術，卻以「便利、安全、效率」之名，草率推廣應用，又缺乏法律監管及倫理規範，帶來濫用危機。
臉部辨識不像其他隱私個資，可以藉由密碼、匿名性、隱私選項層層保護。臉部特徵形同一種公開資料，當你走在街頭，就可能被記錄儲存、分析比對，進一步「武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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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公布一項數據，台灣連續2年大學休退學人數超過9萬人，原因大多是「志趣不合」。 很多人不禁要問，台灣的大學教育出了什麼問題？
勉強畢業的無動力世代，人力銀行一致指出，6成找的工作都和所學科系無關，再延續下去，造就職場不少對工作麻木無感、又缺乏動力的抑鬱寡歡中年人。
然而針對108課綱的實施，僅有20.1%的老師表示全面準備就位，代表有8成老師還沒準備好。另外，學習歷程檔案立意雖好，家長仍質疑不斷，包括偏鄉資源不足，導致學校開的多元選修課不足，亦或課程太搶手，學生選不到，外界都等著看，政府如何協調處理細節上的歧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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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的教育改革最主要的是在推廣的「情境式學習」（Phenomenon-based Learning，或主題式學習）。 但仍然有數學、英文等基本學力科目，只有大約10%這類新型態的整合課程，不須過度擔心孩子會因此喪失基本知識。
新加坡也很清楚，教改成功的關鍵在於老師。 增進教師的職業認同與榮譽感，有助於他們展現更優質的教學力。 根據2018年瓦爾基基金會的調查，63%的新加坡人覺得學生很尊敬老師，在調查的35國中位居第6，這讓新加坡的教改有很好的改革基礎。 新加坡在課程設計上，中學階段實施「科目編班全面計劃」（Full Subject-based Banding），一門學科有G1、G2、G3程度，學生可以根據自己每一學科不同強弱，設計個別化的學習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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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台灣108課綱的教改，雖然老師願意做出更多創新是好的改變，但太著重表面活動，反而忽略課程的核心目標，以及希望學生從中學到的知識、培養的能力。
一些非都會區學校的老師還是照以往方式上課，課程計劃寫的是一回事，實際操作又是一回事。 而台北市的學校，很多老師也仍抓不到方向。
上位者沒有講清楚，加上內容本身抽象，現場執行的人就不知道到底要怎麼做，變成表面有更動，實質沒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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