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大、興大和中山三校新設後醫系，引起醫界討論。 清大強調透過醫療與科技的結合，培養雙專長的跨領域醫師，並將與長庚、國泰結盟。 中興大學則是意圖推動動物、環境、人類的「健康一體」大學，並將採取哈佛模式，不自建醫院，而是與台中榮總、彰化基督教醫院、童綜合醫院及秀傳醫療體系結盟。 中山大學則以成為培養公費醫師重鎮為最終目標，服務高屏等偏鄉，將與高雄榮總、高雄長庚與奇美醫院3所醫學中心合作。
全台有高達244個鄉鎮市區醫病比小於10人，等於全台有超過一半面積都不符WHO的建議標準。 過去所培育的6000名公費生，留任率也僅有16%。
衛福部為搶救偏鄉醫療，從2016年重啟「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制度5年計劃」，去年進入第二期，要以5年時間針對內科、外科、婦產科、兒科、急診醫學科等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共計750人，到部立醫院或偏鄉服務。
以每萬人口平均西醫師數來算，2020年台灣只有21.7人，相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OECD）中位數的33.6人，不但遠遠落後，甚至敬陪末座，只贏過土耳其，遠不及鄰近的日本、韓國。
全台至少11間區域級醫院會在2030年前興建完工，大興土木蓋醫院的結果，可能造成醫師人力短缺。 如果10年內，台灣每年增加一間區域醫院，2030年會有相當於3500位醫師的人力缺口，這樣的缺口，幾乎是全台醫學生近3年的總量。 所以，台灣醫師缺口可能會愈來愈大。
1998年，台灣共有10所醫學系，招生總名額上限是1200人。當年，馬偕醫學院、輔仁大學等相繼申請增設醫學系。 教育部組成專案小組走訪數間大學醫學系，最後決定採用衛生署的建議，把醫學系每年招生名額上限，調高至1300名。
但是，原本1200人的上限又是從哪裏來的呢？ 這不但沒有科學依據，還是一樁找不到來源的無頭公案。
台灣醫生的需求數，除了必須要考慮社會結構的改變與老年人口的增加，還需要考慮疾病的趨勢、突發的疫情、精神疾病、心理衛生、在宅醫療等新興醫療需求。
但是，我們的醫生總人數卻被健保綁住，因為越多醫生，看的病人就越多，健保給付無法負擔，這是一個非常弔詭的狀況。 以每個國家花費在醫療保健費用佔GDP比例，台灣在2019年為6.1%，但韓國為8.2%、日本11%，美國更高達16.8%。 再以各國政府醫療保健預算佔所有預算比例而言，OECD國家平均15%，台灣僅11%，顯示公部門投資太低，壓縮了醫療產業生存空間。
如果從醫生工作的負荷來看，可說台灣醫師人數不夠，但是以現在醫療資源的投資規模，增加醫師人數會有困難。 在健保論量計酬的思維底下，同樣的預算，醫師愈多、醫療服務量愈大，每人得到的點值就愈低。
除了醫生人數不足，更應該解決的問題是科別的不均、城鄉的不均、以及大醫院小診所的人力不均。
醫師既然因為職業的特殊性，醫療服務具有公共性，因此必須計劃性培養，國家在評估醫師人力時，應該建立有效的科學評估工具。 例如，荷蘭的醫療人力研究由獨立的委員會負責，委員會成員來自醫療保險公司、醫師公會與大學醫學院等三方相互制衡的利益代表，因為具有公信力，才能夠成為重要的政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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