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賢以《聶隱娘》榮獲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相較於中國大陸、法國等國際媒體篇篇擲地有聲的評論，台灣的媒體和觀眾都關心什麼？
從幾年前開始，坎城影展為參展的各國工作人員與記者，在識別證上加了所屬國家的國旗。那小小一方青天白日滿地紅，讓每個台灣記者和影人暗自雀躍不已，甚至成為記者發稿的重點。全世界大概只有台灣等少數國家的人，會有像被電到一樣的反射動作。其實國旗與國家名稱，只是方便媒體工作辨別的稱號，並不是這個國際影展看世界的方式。
對岸打壓台灣的小動作當然還是難免，但這些年來，在國際影展聽到外國影人最多的疑問是：台灣電影怎麼了？為什麼在大家熟悉並景仰的侯孝賢、楊德昌、蔡明亮之後，一直沒有新生代的創作者站出來接棒？這些連國際影壇都替台灣焦慮擔憂的事情，卻不是多數台灣媒體和觀眾有興趣的課題。
大家期待看到《聶隱娘》得到金棕櫚獎，但是有多少人是因為一路走來，真心覺得侯導的電影創作很偉大，並且早該得到金棕櫚的肯定？有多少人真的看過侯導的電影，並且會在短短的上映期間買票進戲院支持？有多少人對此事的關注，就僅止於不斷追問「得獎了嗎？會不會得獎？」甚至有不少人至今仍然認為，侯孝賢、蔡明亮這些藝術掛的導演，是該對台灣電影跌到谷底負起責任的元凶。
侯孝賢導演睽違八年的《聶隱娘》，今年在坎城影展震驚影壇。這樣一部蟄伏多年終於出鞘的高難度作品，考驗著評審、媒體與影評，如何同樣以養兵千日，用在一時的功力接招。台灣媒體長久以來就算派員跑影展，也只關注八卦的走向，終於被狠狠刮了一個耳光。
當大家看到大陸媒體刊出一篇篇擲地有聲的評論，看到法國媒體將侯導以頭版人物的尊崇地位膜拜歌頌，才後知後覺地心虛起來，暗暗自問我們是不是少做了什麼？只可惜，媒體在以跟風心態填補版面之餘，挖出的仍然是永遠不斷冷飯重炒的國籍議題。
在看到從引經據典到文字功力，都令人肅然起敬的大陸媒體評論後，有人在乎的，仍然只是他所看到轉貼的評論文章是不是簡體字。
端不上檯面的程度
國際影展的意義，與其名為交流，不如殘酷地說是比較。藝術創作的誠意與算計、謙遜與傲慢、老練與稚嫩、高度與自溺，一旦被放在一起相互對照，就像被剝了一層皮一樣，赤裸裸地高下立見。在這之間窘迫現形的不只是創作者，也包括評審，以及媒體和影評人。只是更殘酷的是：《聶隱娘》這次逼著現形的，竟是台灣自家的端不上檯面。
十多年前在國際影展，常看到剛出來見世面的大陸記者總在國際記者會上，當著全球媒體舉手問中國導演，「對得獎有沒有信心」？當時，心底常暗暗替他們難為情，暗自嘲笑怎麼當眾問出這麼讓人尷尬的問題。沒想到，時移物轉，當對岸媒體已經可以不帶民族情感的冷靜客觀，純粹從藝術的高度看待侯孝賢與賈樟柯，兩位分別來自台灣、中國的導演在影展正式競賽的競爭，台灣媒體卻將代表自己的作品，矮化成只是為國家標籤服務的載體。
島上最不自由的自由
事實上，當我們說「電影是最好的外交」，我們就已經把電影踏在腳下，當成為國爭光的工具。台灣的存在感不會只靠著高呼「我是台灣人」來贏得。台灣人到了國際影展，看到的依然只有台灣，那其實真的不必麻煩大老遠走一趟了，窩在台灣就可以做到。
相較於國籍爭論，更諷刺的是：《聶隱娘》的故事情節，難道僅僅會發生在台灣嗎？藝術創作必然能跨越國界，在文化與人性的表達上融會貫通而不可分割，也使得外在所強加的標籤更顯武斷而可笑。
當台灣享有華人世界引以為傲的自由創作空間，當台灣電影早已揮別過去政府錙銖必較的審查制度，台灣電影卻在台灣媒體被新聞點閱率所制約的路線裡，被另一種新型態的審查方式，過濾、主導著觀眾的視覺與心靈。
於是，原本應該要肩負起傳播責任的媒體，在眾聲喧嘩中失語了；電影應該被歌頌彰顯的藝術本質，在誤導的新聞與無助的爭辯中失焦了；原本希望讓台灣站上國際舞台的台灣人，卻在高呼台灣口號的同時，將台灣窄化成只具國家名號的標籤、空洞而缺乏內涵。
當台灣人只說自己人愛聽的話，只聽到自己愛聽的話，用民粹看世界，讓群眾的盲目主導整體意識，坎城影展這場國際盛會的訊息被傳回了台灣，也只剩下集體失語的殘破語彙，被用來苦笑著歌頌島嶼上最不自由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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