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夠看，印度品牌已開始在全世界崛起。
美國第一批全球化公司誕生於1950、1960年代；日本公司則發跡於1970與1980年代；韓國與中國的公司，如聯想、華為、三星，則在1990與2000年崛起。
現在，印度貝拉企業集團是世界前10大水泥製造商，也是亞洲最大鋁生產商，該公司有60％的獲利來自海外。 巴帝電信，是綜合電信服務提供商，並在19個國家營運，用戶數量高居世界第4。
印度製藥業也相當出色，芮狄醫師（Dr.Reddy's）、太陽藥業（Sun Pharma）、利德斯（Zydus）等藥廠生產的非專利藥，在全世界銷售。 現在，印度前50大的非銀行公司，其獲利超過30％來自國際市場。
當競爭速度愈來愈快、不確定性愈來愈高，企業領導人應該捨棄過去傳統的經理人角色認知，將自己視為創辦人，學習「新創企業」的管理思維，重新調整自己的領導方式。
面對外在環境的競爭，許多大型企業開始吸取新創企業的管理模式。如今我們愈來愈常提到精實實驗（lean experiment）、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敏捷開發（agile development）等名詞，這些都是源自於新創企業的概念。
因此，未來領導人必須具備4大新創企業管理原則：
一、思考你的產品可以幫助哪些人解決問題
享譽全球的AI「深度學習之父」辛頓（Geoffrey Hinton），對大腦如何運作有高度的興趣。 1986年辛頓和同事聯合發表了一篇論文介紹「反向傳播」（backpropagation）技術，被定義為現今所有深度學習技術的基礎。辛頓發現，反向傳播技術可用來訓練兩到三層以上的深度神經網絡。
他組成了深度學習專案團隊，親自挑選研究員，著手創造一套系統，能像大腦一樣在大量的影像、聲音及文字間轉換、理解分析並回應。重點是他們強化了深度學習演算法，能處理更多資料。
加拿大政府也借重辛頓的研發能量和人脈，在2017年秋天成立了向量研究中心（Vector Institute）。將AI應用到醫療領域更是重中之重。醫療領域是重點，5年之後，深度學習、視覺辨識技術的進展，可以預測腫瘤、可以知道如何預測病人未來病況。很多的數據，人們不知道怎麼使用，但深度學習可以預測結果。
生技業在這30年來有大變化。從化學製藥轉型到生物新藥，近幾年還有突破性發展──用人類免疫系統治療疑難雜症，如CAR-T免疫細胞療法，有可能根治癌症，因為它的治療更精準。
近年火紅的免疫細胞療法，主要用來對抗癌症。治療方式是先從病人的血液中分離出免疫細胞「T細胞」，再運用基因工程改造細胞後，重新注入病人體內，以辨識並攻擊癌細胞。
而免疫細胞療法要成功，得在短期培養好上千萬至上億個免疫細胞，這要仰賴工程技術達成。這是訂單型生產（Make-to-Order），是很個人化的治療。
整個療程要成功，得搶時間且把療法劑量控制得剛剛好，「精準」就很重要，「自動化」的技術則是基礎；否則以人工方式慢慢改造基因、培養細胞，既無法大量生產，失敗率、成本也高。
鑲嵌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由曾擔任聯合國助理秘書長的哈佛大學教授瑞吉（John Ruggie）所創，是為了要駕馭資本主義必然帶來的經濟不穩定，以及節制其破壞性與掠奪傾向，合理保障多數社會群體的生存與發展機會，維護社會永續發展及自由國際秩序的合法性。
鑲嵌自由主義普遍採用累進稅制、勞動法規、市場監管、金融防火牆、公平交易、社會福利、國有化等各種制度來層層節制資本主義。 ( PS : 所謂鑲嵌的意思，就是自由不可以是無止境的自由， 而是必須搭配著一些制度，做一定程度的管制，而這些制度，就好像是鑲嵌在自由上面，所以叫做鑲嵌自由主義 )
也允許各國保留足夠的防衛措施與調節工具，來緩衝自由貿易與跨境投資對各國的衝擊。例如，將敏感產業（如農業）排除在貿易自由化目標之外，嚴格管制資本帳的兌換，限制外國投資人參與本國資本市場，不允許熱錢在各國資本市場流竄。
這些限制大幅削弱資本家的移動自由，以及與勞方的談判籌碼，企業主不得不與勞工階層及中產階級達成妥協。
在情緒教育中，執行功能中的抑制控制最重要，它的神經迴路需要從幼年開始逐漸強化，2000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赫克曼也說，自我控制是成功的三個條件之一（其餘兩個是品德和毅力）。
大腦研究顯示，幼兒教育比大學教育重要，因為執行功能的所在地——前腦，在幼年期特別容易受環境影響，它跟後來的暴力和反社會行為有直接的關係。如果打地基是蓋大樓最重要的一環，那麼為什麼在教育上，我們要忽略學前教育呢？
最近西雅圖兒童醫院發表一篇早期介入（4歲）對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s，包括抑制控制、工作記憶和注意力調控）的長期追蹤研究，發現愈早介入，對弱勢家庭的孩子幫助愈大；而在各種介入方式中，老師運用EQ教育和閱讀培訓的效果最強，也就是說，老師是所有補救措施的靈魂。
前提是，先給老師一個良好的教學環境。
台灣曾是世界發展社會學的奇蹟，創下從1963到1996的「年平均GDP成長率」 9％，卻又是雨露均霑的均富社會，並且突破馬克思主義依賴理論的預測，成功擺脫邊陲位置。
但是在全球化衝擊下，台灣標舉新自由主義，尊重市場機制，國家角色失能。 企業大舉西進大陸，擴張的三角貿易造就葉克膜經濟，對台灣內部助益不大，只能靠體外循環支撐。 接踵而至的問題是創業衰退、人口老化、青年失業、社會流動停滯。 我們再也無法自圓其說：我們犧牲經濟成長是為了追求更美好的社會...
蔡政府全力拼政治，經濟死水一攤，外國人投資金額在全世界只贏過辛巴威，台灣何去何從？
一直以來，主流經濟學都把消費者當成經濟理論中的「理性人」，他們都跟經濟學家一樣，聰明的不得了，而且意志力超強，吃東西有節制，還會乖乖存錢。
問題是，這種人根本不存在，因為做起來太痛苦，我們很難存夠錢養老，也很難抗拒美食的誘惑，絕大多數的我們只是「普通人」。 所以主流經濟學一直沒辦法準確地預測社會經濟的發展。
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教授理查．塞勒（Richard Thaler）因為研究人類「非理性行為」和經濟之間的關係，獲得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他擅長從心理學角度分析人們的不理性行為，挑戰主流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
這位「行為經濟學之父」認為，真實的人類會衝動，缺乏自制力，容易犯錯，所以我們需要的是以真實人類為主體的經濟模型，才能幫助個人、企業和政府做出更好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