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總統川普發動貿易戰至今，已經從單純經貿衝突演變成兩國政經軍事科技與制度的全面競爭。
其實，貿易戰的本質根本就是階級戰。 從左派觀點出發，貿易戰並不是國家間的競爭，而是源於富豪與平民間的階級鬥爭。
在中國大陸，由於信用氾濫導致過度投資，大而無當的投資建設在各地拔地而起，將民眾的財富移轉給大型製造商、開發商以及地方政府。 然而遭遇金融危機或發展瓶頸時，中國政府卻不願執行合理的財富重分配政策，反而試圖透過貿易順差與金融外流，將中國經濟模型的成本轉嫁給世界其他經濟體。
在德國，經由幫高薪資所得者減稅、過低的遺產稅，以及縮減社會津貼等政策，國民所得從勞工手中被轉移給資本所有權人，造成德國民眾的購買力轉移到權貴家庭和他們控制的企業，因此無力吸收國內生產的所有商品與勞務。 2008年後，追求零財政赤字的德國政府，更是大幅削減基礎公共建設與社會福利。
俄羅斯出兵攻打烏克蘭攪亂一池春水，然而不論結局是什麼，中國大陸都有可能成為最大輸家。
在中美競爭愈來愈白熱化的大戰略環境下，北京需要莫斯科的政治支持、需要俄羅斯和烏克蘭的糧食和能源、需要烏克蘭這個一帶一路通往歐洲的門戶、需要避免歐盟全面倒向美國，更需要管控與穩定中美關係。
中美烏俄歐5角關係複雜難解，讓北京支持普丁也不是，不支持也不是，動輒得咎。
北京想在烏克蘭問題上保持戰略模糊，因為中國大陸基於自身國家經濟安全考量，正深化與烏克蘭的經貿關係。
護國神山台積電公開招聘「政治學博士」，引起各界廣泛討論。 台積電所期待的政治博士，當然不是著重政治哲學、公共行政等理論領域，而是「國際關係」的實務研究人才。
然而台積電為什麼需要國際關係博士，是需要規避國際政治風險嗎？ 為什麼會有政治風險？ 要如何規避？ 規避得了嗎？
在正常情況下，護國神山在產業上護國，國家也應協助神山排除國際的政治干擾。 但如今反而是台積電處處得獨力解決國際政治的困擾，甚至是倒過來協助國家解決國際政治困擾，例如協助購買新冠肺炎疫苗、代表出席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領袖會議…等。 而當政府的外交判斷有所偏失，國際斡旋難以施展，神山只好到其他國家設廠。
國際政治不是台積電的本業，台積電卻需要自己聘請政治分析專家，顯示他們不信任台灣既有的國際局勢分析機關，政府體制中的國安會、外交部、經濟部、國貿局...都已失靈，政府部會胡整瞎搞，國家政策如此虛實難測、倒行逆施，護國神山也就只能自力救濟了。
在中美爭霸方興未艾之際，台美關係看似空前友好，年輕人相信美國人會救台灣，是因為未經歷台美斷交，不知道美國曾拋棄台灣。 然而美國不會給台灣選擇的空間、中國大陸也不會，所以台灣不能有親中或親美的問題，台灣只有如何周旋在美中之間的問題，避免戰爭、求生存。
在亞洲外交圈，每個國家都希望美國回來。 然而在2021年的民調中，美國人認為在處理全球事務前，應該先整頓家務事的聲音，非常大而清晰。
2021年9月15日，拜登在白宮透過視訊，和英國、澳洲聯合宣布成立澳英美聯盟，這等於印太版北約組織（NATO）。 美國、英國將協助澳洲打造一支8艘核動力攻擊潛艦的艦隊。
2021年10月，拜登利用出席東亞高峰會的機會，宣布美國要與理念相近的印太盟國與伙伴，建立一個新的「經濟架構」。 這個架構的兩大重點：半導體供應鏈韌性和數位經濟規則。 美國是要想盡辦法在虛擬經濟時代，延續在實體經濟時代的主導權，而數位經濟背後，最關鍵的硬體就是半導體，半導體是整個新經濟的動力。
美國外交政策菁英最大的夢魘，就是中國的綜合國力將全面超越美國，尤其在美國仍享有絕對優勢的領域，例如軍事、科技、金融以及文化軟實力。
一旦中國恢復了曾經享有的天朝地位，就有條件來構建更緊密的東北亞共同體。 美國被迫從東北亞抽身以及在亞洲進行戰略收縮也就很難避免，以人民幣為定錨的亞元區也必然會鬆動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
戰後70年來，美國戰略思想家就一直在防堵這種可能，所以要讓朝鮮半島繼續處於民族分裂與軍事對峙狀態，也全力阻擋兩岸統一，並挑撥中日間的矛盾。 然而日韓在經濟上愈來愈向中國傾斜，中韓、中日以及兩岸經貿關係，早已超越他們與美國的雙邊關係。
歷史上東北亞本來就是一個文化共同體，共享深厚而豐富的文化傳承，共同使用漢字。 東北亞的整體經濟、科技與金融實力更是驚人。 中日韓3個經濟體的總量超過美國，若用購買力等值來計算，更是美國經濟規模的1.5倍以上。 連同台港，東北亞外匯存底超過全球外匯存底的 6成。
過去到處殖民、工業化起步較早的西方國家，100多年前就開始累積碳排，如今要全球承擔，還順勢賣減碳技術給落後國，凸顯他們的自私。
玻利維亞總統阿爾塞（Luis Arce）在剛落幕的2021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6）上拋出「新碳殖民主義」的驚人話題。
1850年以來，地球大氣層碳濃度已從 280ppmv，迅速攀升到目前的 412ppmv，導致地球溫度上升了攝氏1.2度。 在這170年間，北美、西歐、俄國東歐這三大工業化起步較早的板塊，是最主要的累積碳排放來源，東亞國家的碳排放要到1960年以後才快速增加。
美國一直是最大的累積污染國。 俄羅斯是第二大污染國，直到2007年排放量才被中國大陸超越。 英國是1870年到1970年一個世紀以來的第三大排放國，1970年後才被巴西超越。
德國聯邦議院大選結果出爐，社會民主黨（簡稱社民黨，SPD）擊敗執政16年的基督教民主聯盟（簡稱基民盟，CDU）與基督教社會聯盟（簡稱基社盟，CSU）合組的聯盟黨，成為國會第一大黨。
社民黨總理候選人舒爾茨（Olaf Scholz）有機會出面組閣成立新政府，其實在左派的社民黨中，舒爾茨始終堅持務實的中間路線，除了主張對企業增稅、打造福利國家的左派理念，和右派的梅克爾不同之外，舒爾茨在財政、環境與外交政策上，在各黨候選人當中最接近梅克爾路線。 因此他反而比聯盟黨的候選人拉舍特（Armin Laschet）更像梅克爾的接班人。
德國人不喜歡政治上有領袖魅力的人，因為德國人至今沒有忘記，像希特勒這樣的魅力型威權領導者，為國家帶來了什麼樣的災難，舒爾茨樸實無華的形象，反倒更贏得選民信任。 舒爾茨可能比梅克爾更乏味無趣。
舒爾茨曾經擔任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當時他遵守嚴格的財政撙節措施。 在新冠疫情肆虐的此時，舒爾茨並不打算過度擴張政府支出，計劃在2023年就要恢復「債務剎車」，將德國政府舉債限制在GDP的0.35%以內。
印度距離成為超級大國有多近？ 每3年在19國進行一次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裏，2019年印度認為自己在亞洲最具有影響力。
從川普開始推動「四邊安全對話」機制（Quad），作為推進印太戰略的協商平台。 這個美日印澳之間的機制，到了拜登上台更升級為四邊高峰會。 2019年開始，G7峰會也特邀印度成為對話伙伴。 印度儼然成為超級大國，與美日澳平起平坐。
在西方鼓動下，印度總理莫迪放棄二戰以來的不結盟政策，與美國簽署一系列軍事合作協議。 莫迪不僅把北京視為威脅，也當作主要經濟競爭對手，開始限制中國的高科技產品與中企投資，也試圖利用中美貿易戰來取代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
結果一場失控的新冠疫情把印度打回原形，西方開始意識到它們對印度的實力與戰略作用存在不切實際的幻想。 在開發中國家中，印度遭遇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大量的國外訂單流失。 印度原本期盼一舉成為疫苗供應大國的希望也落空，最大生產商「印度血清研究所」（SII）遲遲無法履行疫苗合約。
2021年7月1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站上北京天安門城樓，在長安大街上首次舉行中共100周年黨慶大會。 然而中共建黨百年，國際上卻沒有真盟友站在一起，共同反擊美國史無前例的壓力。 此刻，中國大陸無比自信，卻也顯得孤獨。
中國大陸離真正的世界第一，沒有想像中容易。 中國大陸如此張揚，但關起門來很清楚，在科技、金融、軍事與軟實力，遠遠落後美國，離真正的世界第一還很遠。
美國白宮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Kurt Campbell）說，中國已經變成美國史上遇過的最強競爭對手，美中接觸交往的時代已經結束，未來將進入「戰略競爭」時代。 拜登說得很清楚，不能由中國來設定未來的遊戲規則，美國必須在這場21世紀民主和威權專制之間的戰役中，贏得勝利。
中國其實很擔心成為第一，因為他們看到美國、蘇聯為此付出的代價。 中國不想當頭，只想要有否決權。 美國的企圖也非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而是要改變中國的國際行為，維持美國在全球體系中的特權地位。 雙方都無意取代或改變對方的制度，因此終局可能不至於有熱戰，而是走向冷和。
2000年立法院三讀通過「農業發展條例」修正案，開放農地自由買賣，允許興建農宅，造成近年來農地工廠與農地種電，及國土規劃亂象，但政府始終沒有拿出魄力解決。
美國伊利諾大學農經博士、當時任職農委會主委的彭作奎，堅持不願開放農舍興建。 但政府高層擋不住利益團體的壓力而開放，彭作奎憤而辭職。 此後20年，農地滿布違章工廠、豪華農舍、太陽能板。
台灣成為全球農地價格最高的國家之一，似乎正應驗了彭作奎當年的擔憂。 每公頃平均價格從2010年的1500萬元，到2018年已經達4883萬元，8年漲了3倍。 和世界各國2016年每公頃農地平均價格相較，澳洲1公頃6.5萬元、美國31萬元、日本351萬元，台灣是日本的14倍、澳洲的750倍。
台灣農地已不再是農業的生產要素，而是獲取暴利、各方炒作的標的，而真正有心務農的人，既買不起也租不到，農業發展成空談，鼓勵年輕人務農更只是荒誕。
台灣有一長串的憂鬱清單，2021年4月太魯閣號撞上工程車再添一樁！
黑心食品、農地工廠、城市裡的違建、假工業宅、濫發容積、田園裡的假農舍、山地裡的濫墾濫伐、非法露營地、山老鼠、過度捕魚、魚塭超抽地下水、違法吸金、設立假公司詐貸超貸、宮廟侵佔國土、聞得到看得到卻抓不到的污染、劣質的「營養午餐」、還有躲藏的狼師…
為什麼台灣沒有能力檢討改善這些問題，讓這些問題接二連三地發生？ 關鍵問題在於我們始終沒有建立一個法治社會。 阻礙我們建立法治社會的，就是這些尋租者，就是上述清單中所有得利的人們。
有一條簡單的公式可以理解這個關鍵問題。 首先，設違反法規的利益是B（benefit），被抓到的機率是P（probability），稽查的頻率愈高，P就愈大。 抓到的懲罰是X。 什麼時候人們會違法？ 就是違法的「利大於弊」時。 不論是稽查頻率或第三方稽查，都只是在提高P而已，還是沒有提高X。 提高X的成本低、效果大；反之，提高P的成本高、效果低。
2021年2月從《華盛頓郵報》退休的總編輯巴倫（Martin Baron）是新聞業傳奇，曾效力《邁阿密前鋒報》、《洛杉磯時報》、《紐約時報》、《波士頓環球報》，年紀輕輕就鋒芒畢露，退休前接受《紐約客》（The New Yorker）訪問，談論自己對新聞工作的信念與管理風格。
身為一個管理者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創造一個讓記者可以盡情發揮的環境。 新聞組織的運作方式仰賴於記者、編輯、設計、攝影的主動性、想法與能量。 這是去中心化的，管理者能做的就是創造他們能發揮到極致、維持水準的環境。
管理者設定大方向、決定優先事項，新聞媒體之所以聘雇有才華的人，就是因為他們有才情要揮灑，而不是來被動地聽管理者指揮。
在社群媒體時代，當記者在個人臉書發文時，沒有編輯擔任中間角色。 因此，記者在社群媒體發文時必須謹慎自持，也依然要遵守組織標準。 不論身處何地，他們依然代表新聞媒體，也因為在新聞媒體工作才使得他們獲得眾多人追蹤。 因此，記者在社群發文，應遵守撰寫紙本、網路新聞、出席論壇以及上電視、廣播的標準規範。
殖民有兩種，一種是「空間上的殖民」，例如日本殖民台灣，日本在空間上佔據了台灣。 另一種則是「時間上的殖民」，在心態上的「今是昨非」，用現代的「政治正確」，去要求古人。
政治正確究竟應是現代人的自我要求，還是對他人的要求？ 有沒有限定的範圍，可不可以無限上綱？
任何一個社會都是眾多較小族群的組合。 族群的分界線，最常見的是血緣、地緣，或是學歷、工作、宗教團體、社團組織等，每一項都在族群與族群間畫出一條條隱形的分割線。
任何人都同時歸屬好幾個族群。 各族群有它特有的圖騰與禁忌，生長在這些族群組合的特定時空，思想、理念、價值和習慣都會被族群形塑與限制，不可能憑空生出無關的價值觀。
太陽能板野蠻成長，進鄉入村，遍地蔓生。 台灣把農地變成太陽能發電廠正方興未艾，光電田僑仔背後的利益結構複雜，總共有五層。 黃土如何變黃金？ 第一層是地主，原本年租金收入3萬多，暴增十倍變40萬；第二層是土地仲介，可賺550萬佣金；第三層是光電業者，可賣電給台電；第四層是轉賣股權給外商；第五層接近騙術，宣稱可變更為工業用地。
如何解救我們的農田與綠地？ 可以借鏡國外的做法：
第一，推動屋頂太陽能，台灣還有九成屋頂未利用，包括美國蘋果總部、台灣國瑞汽車到宜蘭長照中心都是好案例。
第二，提供光電開發檢核表，包含自然、經濟、文化、土地四大面向，了解什麼才是好光電。
英國有半官方獨立機構Ofcom，負責監管通訊傳播與電視產業，任務是保障消費者權益，確保公眾利益不受侵害，除了核發廣電執照，也有權撤照，對BBC等電視產業擁有強力的監督權。
雖然有Ofcom的嚴格監管制度，英國仍是高度新聞自由的民主國家，國際評比中，新聞自由指數都在台灣與美國之上。關鍵之一，Ofcom負責審核把關的「內容委員會」，由專家學者及背景多元的公民組成，代表消費者及社會整體利益，具備一定公信力。
然而，新聞自由不是自來水、不是空白支票，新聞自由的兩面，是專業倫理與社會責任。因此，假資訊不能主張新聞自由、仇恨言論不能主張新聞自由、兒童色情或外國虛偽宣傳都不能主張新聞自由。
新聞自由也不是媒體老闆的自由，而是追求專業自主的自由、追求報導公平性與正確性的自由、追求資訊透明多元的自由。
美國總統川普證明了民主和獨裁不是截然二分的兩種制度，而是一條可以逆向行駛的雙向公路。 匈牙利社會學者馬札爾（Balint Magyar）的研究將獨裁者邁向獨裁之路分成三個階段：嘗試、突破、鞏固。
細節裡藏著魔鬼，民主制度處處都是細節，處處都有魔鬼。 民主不是一個境界或是一個穩定的狀態，而是一個過程，過程中經過無數的除錯和改善，每一步都涉及政治利益。
民主運作靠法制，執法倚賴細節，細節靠不斷積累。 因此空談民主理想，而對法制細節失去警覺，只會成就一種粗糙、有機可乘的民主。
民主制度的基本前提是多數決，但如果社會裡的多數人組成逐漸固化，最後的結果必然跟獨裁社會的本質沒有兩樣，只是個人獨裁和多數獨裁的差別。
2020年2月，台灣人口正式落入「負成長」，而且衰退幅度快速惡化──從2月的月減萬分之1.4，到7月已經來到月減萬分之2.2。 短短半年，台灣少了2.5萬人，也就是千分之一的人口。
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專注在鼓勵生育，但成效不彰，應該是該考慮「積極的移民策略」的時候了。 東協不僅人口多、年輕，更是未來半個世紀，台灣在區域上最需要的伙伴，吸引東南亞優秀年輕人來台，應是首選。
台灣各大學、研究所，大量去吸引優秀、上進的東南亞子弟來台就讀，而後讓表現好的畢業生留下來加入我們社會，是改善人口數量與結構問題的絕佳策略，應該立即、有決心地大力執行。
即使那些畢業後沒有加入我們，回國去服務的東協子弟，還是會成為民間交流的重要橋梁。 無論如何，都可以拉近我們與南方鄰國們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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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年來，人口倍增時間從1500年，縮短為42年。 人類愈來愈像地球的威脅，地球派出病毒，是要保護自己。
台灣森林百年來消失三分之一、50條河川，7成遭污染、環境超載。 台灣百年來的升溫更是全球兩倍。
新冠病毒疫苗遲早會問世，但氣候變遷沒有疫苗。
減碳必須有法律強制力，英國是全球第一個將「碳預算」制度入法的國家。 所謂「碳預算」，意思是借用政府編列預算的概念，「編列」各部門每5年應該要減排的幅度，經過國會通過後，就成為具有法律強制力的減排目標，各單位必續徹底執行。
另一個關鍵是課徵碳稅。 「以價制量」，是最有效的工具，從2001年開始，英國政府就針對排碳能源的銷售課徵「氣候變遷捐」，包括煤炭、汽油、天然氣等。
在健全的公民社會中，唯有良好溝通，才能確保減碳的政策為人所知、身體力行。 最重要的訊息是：低碳轉型並非要從人民手中拿走什麼，而是要改善生活品質、人民健康，也是經濟成長的契機。
債留子孫，是許多政治人物嘴上說不做、卻為了選票做的事。 舉金錢債的，蓋蚊子場館；舉環境債的，則用水泥建設讓野溪窒息，或把農地化為工廠豪宅。 英國威爾斯「未來世代委員會」，要扭轉這思維。
2015年，威爾斯議會通過「未來世代福祉法」（Well-being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ct），並設立未來世代委員會和「下一代權利專員」（Future Generations Commissioner），職責是向政府做出建議，確保從環保、交通到就業等領域政策制定，要考慮至少30年，對環境、社會與人民的影響。
威爾斯展開名為「我們想要的威爾斯」（The Wales We Want）的全國對話，吸引7000多位民眾參與，談論他們重視的價值，並把結論集結起來寫成政策。 在立法的過程同時關注環境、經濟和文化等層面。
威爾斯要重新設計社會，讓未來每個人都可享受繁榮，而不是現在就把後代的財富花完，不論是有形或無形的財富。 從國土規劃到教育與健康，都以人民福祉為優先順序，長期目標是在經濟、健康與文化取得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