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企業的目標是怎麼喊出來的？ 常常是高階主管用「熱情」去喊的，但中階主管不敢跟高層說，你的數字是不可能達成的；基層同仁也不知道為什麼是這個目標。 最後就草草了事。
若是如此，則可以組成跨部門的專案小組，大多數成員皆非主管職，而是最熟悉各部門第一線業務的同仁，讓他們先從盤點既有資源做起，再討論能為客戶創造的價值，最後才訂定目標。
但由下而上的做法同樣存在誤區，「你會發現，員工提出了非常多需求，覺得公司沒這個、沒那個，但再往上寫，能為顧客改善什麼、再寫財務指標，愈寫愈薄弱，因為不敢背責任。
要如何弭平底層需求和高層目標間的不平衡？ 可以請同仁對照兩種版本的策略地圖，並藉由「連連看」來一一盤點各項目標與相關的資源，而連結點最多的目標，就列為必做項目，最少者就刪除。
全民需要高度憂愁的至少有3件大事，首先是勞保將在2028年破產。 1967年出生的有40幾萬人，即將滿55歲可退休，然而可以繳勞保費的人卻逐年減少。 又由於民粹掛帥，政治人物為討好勞工，從不照精算費率收取保費，讓資本家逃脫應承擔勞保費60％（原為70％）的責任，所以很快的退休勞工就會成為日本人所說的「下流老人」。
至於健保最多只能再維持10年。 由於少子化，每年出生人口不過14〜15萬，醫事相關學校招不到學生，將來如何有足夠的醫護人員？ 醫護人員逐漸減少，將來必然是有錢有關係可以就醫，沒錢沒關係就等死。
第3件大事更為可怕，就是中央及地方合計的債務已高達天文數字24兆。 台灣號稱擁有5430億美元的外匯，就算將這些外匯沒收換算成台幣，也不過16兆，還不足以償還國債。
進一步探討台灣的總體財政制度，就是劫貧濟富。 例如為了選票，台電不依成本收費，明年政府要編列千億以上的補助。 也就是富人財團用電多，卻由平民百姓交稅補助。 老人公車免費、健保免費、高鐵半價，這些費用都轉嫁給誰了？ 不就是越來越少的年輕朋友嗎？
這幾年高科技最大的話題當屬AI人工智慧。 不過，真正的受益者卻大都是具有規模經濟優勢及市場腹地的大型跨國企業。 因為人工智慧必須依附在實體應用而共生，不能獨立而生存，也就是技術專業化、產品／服務客製化的體現。
這也就是台灣五年前自科技部「獨尊」AI技術以來，雖然廠商前仆後繼的加入AI的行列，大學、科技部，各種學會、協會也以不同名義進入了AI領域，但綜合成效不如預期的原因。 台灣產業結構的強項在工程設計與製造，製造業中小企業冒然進入知識服務業肯定水土不服。
台灣最有效的策略應該是把AI技術深耕、依託在具有優勢的製造業基礎上，如半導體及資通訊產品代工及其產業鏈的實力，把AI當成提升品質、致能、產業鏈精進、專業化、客製化的工具，確保經濟優勢。 在主要國家因為軟體當道而製造業式微的時刻，台廠透過AI／製造業相互依託、緊密結合，將是創造台灣獨樹一幟產業優勢的絕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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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年出手完成10件併購案的國巨，併購對象涵蓋美商、法商、日商、荷商，藉此躍為全球前3大被動元件廠。 董事長陳泰銘說，每次併購之後，花最多心思在與原經營團隊交心。 因為管理國際兵團時，「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授之以信」是基本原則。 內部溝通時，他不講併購而稱結盟，以避免讓被併購一方的員工覺得不舒服。
台灣企業將必須開始學習參與政治，在公司內部設立政府關係和事務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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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轉型，是運用網路科技，包括物聯網、互聯網、雲端運算，幫助企業轉型成網絡型組織，因此應該以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的角度來看數位轉型。
在新經濟當中，社會資本將是企業最重要的資源，結構洞就是企業社會資本的主要來源。 網路世界中有很多社群，只要兩個可以互補，但沒有連結的節點間，就有結構洞。 有結構洞的地方就有市場，像是婚姻交友、人力仲介等。
分工是工業時代的思維，但網絡型組織是沒有邊界的。 串聯就有數據，有數據就有演算法，有演算法就能管理這個複雜世界，這就是網絡型企業。
在無限賽局中，最後的決勝點不是當下，而是未來。 在存活下去的過程中，就要找到新的結構洞。 企業要不停思考三件事：我是誰、我認識誰、我能跟認識的人做什麼？
目前，台灣全年整體研發經費約占國內生產毛額比重的3.6％（2020年），早已超美趕日，國際排名僅次於以色列和韓國。 然而，龐大的研發經費投入，是否產生預期的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效應？
總要素生產力（ＴＦＰ）是衡量創新對經濟貢獻的最佳指標。 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顯示近十年ＩＣＴ產業的ＴＦＰ年增率為2％，而製造業的ＴＦＰ更僅為0.3％，成長相當緩滯，遠遠抵不上增長的研發經費投入。 國家實驗研究院的科技創新指標評估亦顯示，台灣近年來的技術貿易額收支比一直在8個評比國家中墊底。 這意味著我們的科技、研發及創新薄弱，而對經濟產值的貢獻也相對不足。
2009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元研究結果顯示，採用好奇驅動科研補助方式（3〜5頁構想書）產出的論文被引用指標，比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以傳統方式（30〜50頁詳細計畫書）資助的科研高出數倍。 真實世界中，特斯拉電動車近三年的科研支出，雖僅為通用汽車和福特汽車總和的13％。 然而，特斯拉市值卻是兩個競爭對手的5倍以上。 科研經費應投資在創新者的想法，而非在特定項目的完成。 好奇驅動科研賦與政策執行者和科學家對科研停損點設定、風險承擔和另闢蹊徑，最終達成創新目標的概念。
近30年來，台灣科研經費主導機構仍抱持著一貫以過程為導向、規避風險的保守心態，往往只是將寶貴的研發資源刻意分贓、重新分配，導向有特殊關係的學閥、學霸了事。 以生技研發為例，2000年有人類基因體研究經費的大筆投入，新冠肺炎前有浩鼎新藥的龐大研發財源募集，到新冠肺炎後的高瑞疫苗國家資助，卻皆未有亮眼驚艷的生技產業創新研發成果產出。
有些老板、上司是真的很好，也有一些主管一開始看上去人模人樣的，之後才露出真面目。 要如何區分好壞上司？ 職場文化專家基貝（Tom Gimbel）解答。
芝加哥聘雇公司LaSalle Network執行長基貝指出，你的上司是哪一類型的人，或你自己是哪種類型的上司，可能對你個人或員工的職涯成功有重大影響。 好的上司能幫助員工成長、快樂工作，爛的上司可能讓每天上班都變成一場噩夢。
根據聘雇掃描服務GoodHire調查，82%美國勞工可能因為主管或老闆很爛選擇離職。
基貝建議早點辨別出跡象，第一時間避免捲入麻煩。
中國共產黨的廿大會議結束，決定了此後五年的領導核心，各界看法是習近平連續第三任總書記的權力鞏固，完全掌控未來的發展決策。 令人擔心的是，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的「摸著石頭過河」，將會變成「舉著石頭過河」。
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要建立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從原先僵化的體制進行轉型，前途充滿不確定性，為了找出適當的方式，於是採取具有實驗精神的做法，「摸著石頭過河」創造中國大陸快速的經濟成長。
改革開放四十年後，中國崛起加上習近平擴張權力的作法，引起民主國家的戒心，開始從合作互利轉為敵對抵制，導致安全成為北京此次廿大不斷覆述的原則。 權力鞏固後的中國共產黨，可能因此將腳下石頭拿起來舉在手上。 準備砸誰？ 鄰近的台灣不得不擔心。
台灣的經濟成長是出口導向，雖然夾在美中兩強之間，但是在全球化的和平環境裡可以憑產業競爭力拚出成績，然而面對兩強關係惡化，就遭遇左右為難的困境。 兩大政黨在執政期間都有依靠外力的傾向，如今環境改變，新的挑戰已經開始，維持和平，我們不得不有求於人，更重要的是，要讓別人有求於我們。
今年9月、10月，美國務卿布林肯兩次指出：若台灣半導體產出因為台海危機而中斷，全球將出現經濟危機。 明眼人都知道，布林肯強調的是台灣處於地緣政治的風險，而其同僚如商務部長雷蒙多、財政部長葉倫等則在此論點上鋪陳美國必須發展本土半導體尖端製造的理由。
美國一方面激發台海緊張情勢，另一方面以台灣處於地緣政治高風險、倚賴台灣過重為由，致力發展本土半導體製造，其詭詐手法與英特爾執行長基辛格如出一轍。 基辛格一手卑躬屈膝的來台要求台積電提供產能，另一手四處散播台灣岌岌可危的言論；一手花錢在華府遊說國會通過晶片法案以補助其在美國投資，另一手把原應投資美國的錢移用投資歐洲，讓世人見識到美國政商界奸巧的真面目。
若進一步思考美國晶片製造的未來。 在成熟製程，美國根本缺乏競爭力；目前尖端製程方面，亦不是台積電、三星的對手，除非台積電和三星把部分產能分給美國廠。 因此，美國長期較可能的目標是其尖端製程要領先台、韓，取台、韓而代之。 美國可能途徑有二：一是加強製程研發領先台、韓，另一則是拖延台、韓在新一代尖端技術的開發。 而依據美國過往的黑紀錄，很可能就是雙管齊下。
面對美國在政治上的步步進逼，台灣能有的唯一出路是繼續強化當前在半導體產業不可被取代的地位，特別是在技術方面要掌握足以掐脖子的環節，這必須倚靠政府在科技預算的大力支持，加強工業技術研究院等法人研究機構在核心通用技術的研發。
